于是我们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看到那么多的征战杀伐，压迫役使，抢劫偷盗，欺蒙拐骗......，人类社会因自身的恶性对立而岌岌可危。
在该条款预设的情形下，无论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是否对被投诉举报人作为，投诉举报人均非处理行为的行政相对人。[58] 参见龙非：《德国行政诉讼中的诉讼权能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6-87页。
即合法权益不满足，因而没必要再进行因果关系的论证。部分学者认为原告资格=利害关系=保护规范理论，而不涉及因果关系的判断。在主观要素型下，将单独判断合法权益要件的称为规范要素型，将合法权益与因果关系要件融合判断的称为规范事实要素混合型。此外，在联立公司案引入公法上不利后果之后，合法权益、因果关系、权利保护必要性要件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模糊。[101]笔者立足于规范要素型的立场，认为这本质上是因果关系要件、权利保护必要性要件对合法权益的辅助论证作用导致的。
据此，可将审判实践运用保护规范理论的模式归纳为主观要素型、客观要素型和主客观混合要素型三类。[25] 包括作为园舍的房屋未经竣工验收备案本不应投入使用、申请许可时所依据的房屋所有权证显系伪造等情节。第三，立法权转授一般是无期限授权，紧急立法中的立法权转授则有固定期限。
立法行为与其他权力行为不同，立法制定的法律文件有效力位阶之别，被授权主体根据授权制定的法律文件虽然名义上是下位法，但它与授权主体制定的法律文件处于同一效力位阶。[9]See William Wade,Administrative Law,11th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747.[10]参见胡建淼：《有关中国行政理上的行政授权问题》,《中国法学》1994年第2期,第73页。[59]参见李刚：《论形式税收法定主义的落实》,《税务与经济》2017年第1期,第79页。[41]但按照体系解释的方法，《立法法》第12条是在第二章法律之下，该条款仅适用于国家立法权的转授。
[28]尽管现实中并没几个国家明确规定这样一项法律原则（principle）,更没有将其视为一条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则（rule）,这条原则在普通法上还是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尊重。[33]参见姚魏：《论浦东新区法规的性质、位阶与权限》,《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9期,第39页。
[59]对此，税法学界针对严守税收法定的传统立场提出了质疑，强调税收法定不等于税收法治。[56]参见翁武耀：《再论税收法定原则及其在我国的落实》,《交大法学》2017年第1期,第139-140页。[23]例如,《动物防疫法》第69条第2款规定：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办法由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商国务院人力资源主管部门制定。第四，禁止权力转授并不是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情形，在特定情况中是否适用该原则取决于法规本身授出的权力的性质。
我国立法权的配置结构较为特殊，这给识别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立法转授权带来了很大困难。然而,一直以来,中国法学界都是在只能由法律规定这种意义上使用法律保留的,《立法法》第8条列举了11种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该条款也被视为中国法上的法律保留条款。[57]《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第5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的税额幅度内,根据市政建设状况、经济繁荣程度等条件,确定所辖地区的适用税额幅度。但对于什么是立法权转授、该条款是否禁止所有的立法权转授，法学界尚存争议。
[35]William Wade,Administrative Law,11th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259.[36]See Connie L.Mah,Administrative Law:The Basics,31 Law Now 32,35 (2007).另可参见[美]理查德·J.皮尔斯著：《行政法》（第五版）,第一卷,苏苗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108页。2020年7月30日，王某在汉江水域蔡甸街石洋村段捕获水产品，即被武汉市公安局蔡甸区分局民警当场抓获。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又根据《宗教事务条例》制定了《宗教院校管理办法》。（3）授权立法中的某些事项专业性强、变动快，需要对其进行立法权授权。
英美法学者通过梳理普通法上一系列判例，归纳出适用禁止权力转授原则的几条教义：第一，禁止权力转授原则适用于立法权转授。据此，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省环境保护厅联合制定了《山东省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规模标准》,但该文件仅列举了七类畜禽的规模标准，而将其他畜禽的规模标准授予各设区的市根据本地实际确定。[12]See Patrick W.Duff Horace E.Whiteside,Delegata Potestas Non Potest Delegari:A Maxim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14 Cornell Law Review 168,173-174 (1929).[13]这种事后批准的转授权立法在税收领域相当普遍,相关梳理可参见侯卓：《经国务院批准的税法意涵》,《法学评论》2020年第5期,第66-76页。[55]但是，目前国务院基于授权立法制定的许多税收条例将课税的基本事项立法权转授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地方政府。[5]而在一些刑事案件中，某些地方政府基于立法权转授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直接成为了入罪的法律依据。[41]参见杨某诉吉林省人民政府土地行政复议案,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1行初277号行政判决书。
国务院据此制定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18条将该项立法权转授给了省、自治区、直辖市。恰恰相反，这些转授权立法非但不会与上位法相抵触，它们反而凭借上位法的层层授权获得了合法性证成。
立法者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立法权的转授可能带来的刑法后果。第三，运用比例原则和平等原则进行适当性审查。
从立法权转授的结果来看，立法权转授可分为先行先试型立法权转授、补充型立法权转授和变通型立法权转授这三种类型。三、禁止立法权转授的依据（一）禁止立法权转授的理论依据对于转授权行为，西方法治国家有法谚云：授权的权力不能再转授（Delegatus Non-Potest Delegare）,在实践中奉行禁止权力转授原则。
[65]各国之所以普遍禁止立法权转授，就是因为离开了形式合法性原则的约束，就很难再对转授权立法进行有效控制。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但如果不对这种立法权转授施加任何限制，那么《立法法》对私人财产征收征用的法律保留将会形同具文。 陈明辉，法学博士，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44]对此种立场,学界也有人表示赞成。近几年来，地方人大进行授权立法的需求日趋增长，上海、浙江、福建、重庆等地都出现了地方人大授权立法的例子。
[14]See Hermann Pünder,Democratic Legitimation of Delegated Legislation:A Comparative View on the American,British and German Law,58 Th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353,356-357 (2009).[15]例如,根据《立法法》第65条第1款的规定,国务院有权为法律的执行事项制定行政法规,有权就《宪法》第89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制定行政法规。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业已建成且不断走向精细化的当下，很多的立法权转授已经失去了最初的那种必要性，继续毫无节制地使用这种转授立法技术，会给法治建设带来负面影响。
[43]我国立法工作部门将授权立法严格限定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决定方式作出的授权立法，而不包括法条授权立法。换言之，判断一部规范性文件究竟属于执行立法还是授权立法，不能光看形式，还应当结合具体内容进行判断。
[28]See Patrick W.Duff Horace E.Whiteside,Delegata Potestas Non Potest Delegari:A Maxim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14 Cornell Law Review 168,168-172 (1929).[29]See Patrick W.Duff Horace E.Whiteside,Delegata Potestas Non Potest Delegari:A Maxim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14 Cornell Law Review 168,195 (1929).例如,澳大利亚在1961年的一个案件中运用该原则否定了一项转授权立法的效力。当然，法条授权立法中的××机关必须是制定该法律文件之外的机关，否则不构成转授权。[36]禁止立法权转授与禁止司法权转授的程度也不一样。但在立法权转授情形中，法院根本没法认定地规定与上位法相抵触。
[61]但由于大国治理的复杂性和立法行为本身的局限性，国家立法机关很难对所有法律保留事项做到事无巨细的规定。（2）授权立法中的某些事项不宜作统一规定，需要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形作出规定。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根据《刑法》第340条和《渔业法》第38条的规定，在禁渔期捕鱼可能会触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不少人就因为违反了地方政府关于长江流域禁渔期的规定而获罪。
首先，作出授权的方式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48条第2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一）超越制定机关的法定职权或者超越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范围的。